破解《周易》千古谜题

鹤林 著

鹤林居士像

【第一章概要】

　　南宋时期的大儒郭雍和朱熹对《周易》中有关“大衍筮法”的文字内容和得卦的方法均有研究，但两人在对“大衍”章的内容理解和成卦方法上却不尽相同，导致上千年来争论不休。那么，到底谁对谁错？也许，两位大儒都错了……

二、具体过程中的区别

郭、朱蓍法具体步骤上的分野是通过所谓第二变、第三变是否“挂一”的扞格而爆发出来的，至于左右手、“归奇于扐”、过揲与挂扐之争皆属次要。

对于《系辞上传》说的“分而为二”“象两”“象三”“象四时”，郭、朱的解读并无实质性的冲突，两仪、三才（或曰三极）、四季的意思都是再明白不过的，何况《易传》中还有多处地方自为诂训，所以都不能用来作为标新立异的炒作题材。郭、朱只好在其它字眼上面做文章。“分”、“挂”、“揲”都是动作，动作是通过手来完成的，问题就来了：左手还是右手？朱熹自作解人，说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挂一”是从右手所“分”到的蓍策中取出一根悬“挂”于左手小指与无名指的间隙中，“揲之以四”是先以右手四四而数左手之策，后以左手四四而数右手之策。郭雍虽然也说左手象天，右手象地，但“挂一”时他认为应该从左手所“分”得的那些蓍策中取出一根。这种“官司”无谓而可笑，不说也罢。

郭、朱蓍法操作上关键的区别始于“归奇于扐”。郭雍认为“奇”为“挂一”之“一”，“扐”为两手之余策，也就是说，第一道“揲”的程序结束后，将悬“挂”的那一根蓍策与两手所余的蓍策合在一起。而朱熹认为“奇”为两手之余策，“扐”为勒之指间。也就是说，第一道“揲”的程序结束后，将两手之余策分别勒之于无名指与中指之间。至此，郭、朱都视为完成了第一变，初揲之余数蓍策都是非五即九，两种蓍法尚只有细微的不同。

在进行所谓第二变、第三变时，郭、朱蓍法出现了鲁鱼亥豕之异：“挂一”这道手续是否仍须重复？郭雍蓍法是不再履行此一手续，朱熹蓍法是如法炮制，将“挂一”进行到底。两种蓍法在所谓第二变、第三变完成后，揲四后余数蓍策都是非四即八。表面上两者仍是殊途同归，实质都是两者真正决出高下之所在。郭、朱蓍法都存在得数概率失衡的问题，郭法比朱法这一问题要严重得多，症结在此。如果撇开二人之法皆非《周易》占筮古法这一点不论，非得对它们作个取舍，无疑应该选择朱法。郭、朱之辩，后真正能藉以为胜负评判的，其实也只有这一点，其余都属难兄难弟。

郭、朱蓍法最后的矛盾是所谓“过揲法”与“挂扐法”的对立。郭雍主张通过将正策数以四除之来得到九八七六之数，此法为“过揲法”；朱熹主张用“挂”于指间的余数蓍策，通过所谓“奇三偶二”的换算来得到九八七六之数，此法为“挂扐法”。朱熹绞尽脑汁建立了一套“阳之象圆，圆者径一而围三；阴之象方，方者径一而围四。围三者以一为一……围四者以二为一”的理论，不厌其烦地来对“挂扐”之数进行改造，尽管他倒打一耙说“过揲之数”“众而繁”，“归奇之数”“寡而约”似乎其法较郭雍简便，学者们还是轻而易举就能感受到郭雍之“约”与朱熹之“繁”，这一仗虽无关紧要，却似乎是郭雍打赢了。今天学者们在介绍“大衍筮法”时多采用“过揲法”，几乎无人会提及“挂扐法”。但笔者以为，应从另一个视角来审察朱熹的“节外生枝”，他深感《易》中易数之重，苦于未能找到自己坚信不疑的悟解，故有此等方寸大乱的探索。因此而言，还是有其可贵处。

兹将郭、朱蓍法实际步骤表示如下：

蓍法

步骤

郭雍蓍法

朱熹蓍法

第一变

分

将四十九根蓍策随意分成两份

同左

挂

从左手蓍策中取出一根

从右手中取出一策悬于左手无名指、小指间

揲

四四而分两手之策

先左后右，四四分策

归

将“挂”之一策与“揲”后余策合为一处

左右手“揲”后，将余策分悬于左右手中指、无名指间

第二变

“分”之蓍策已为四十四或四十根，免“挂”余同上

“分”之蓍策已为四十四根，余同上

第三变

“分”之蓍策已为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根，余同上

“分”之蓍策与左同，余同上

得 数

以正策数或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八或二十四以四除

以余策进行“奇三偶二”的换算

经过上表直观的比对，可以看出，除了“筮仪”的不痛不痒的攻讦，郭、朱蓍法能导出结果差异的还真只有所谓第二变、第三变时是否“挂一”一处。

注：本文转载于头条号《老中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