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亨

高亨（1900～1986），初名高仙翘，字晋生，吉林双阳人，著名教授，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1926年毕业任教，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教授等。作品有《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楚辞选》、《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辞典》等著作和论文。

生平简介

高亨是中国研究先秦学术和文字学、训诂学的著名学者。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大师，一生笃志于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成就斐然，成为20世纪先秦学术文化 研究的一座重镇。其治诸子，遵循乾嘉考据遗风，往往胜解精义，发前人所未发，真正做到了后出转精；其治《周易》，一改前人“以经解传，以传解经，经传互解”的旧习，首次经传分解，开创了中国现代《周易》“义理派”的研究新方法，为学界所推崇；其治《老子》与《诗经》，以传统文字训诂学为根基，在校勘训诂上创发新义；其砥砺基础，夯实根本，则有《甲骨金石文字通笺》、《文字形义学概论》和《古字通假会典》诸书。高先生治学严谨，为人谦恭，他的学术成果为人信服，有些训诂成果被《汉语大字典》作为专门义项收录。 [2]

人物年谱

1900年7月4日，高亨出生在吉林双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1910年春，入私塾读书，学名高仙翘。由于家境贫寒，学习不易，自知刻苦用功。所读经书，多能熟读背诵，心知其义。白日既没，继以灯火，夜色将分，犹不释卷，天方黎明，诵声又起，严寒酷暑，未尝间断。八年私塾，他读完了四书五经，初觉心地豁然，为后来专攻先秦学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8年春，高亨先生考入食宿公费的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冬毕业。五年中学习除学校课程外，还在张文澍老师指导下，学习了中国第一部文字学专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阅览了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四史。他这时已有志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并且对研究的方法和门径有了一定的了解。

1923年春，入北京弘达学院，补习英语。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1924年秋又考入北京大学。

1925年秋，改名高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

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高先生以中国第一流学者梁启超、王国维两先生为导师。他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深得梁先生的嘉许，曾对高先生说：“陈兰甫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并在毕业时赠给他一副对联，予以鼓励：“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从此，高先生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学者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的家法，从文字、声韵、训诂入手，严谨治学，锲而不舍，并决心永远过三书生活：“读书、教书、写书。”

1926年夏，高亨先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开始任教。初任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兼第一师范学校教员。

1929年任沈阳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文专修科教授。“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来到北平。之后，又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和湘辉学院教授等。

1953年起任山东大学教授，1957年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之聘，兼研究员。

1967年以后不再任教，调至北京，专门从事古代学术研究工作。

1986年2月2日，高亨先生病逝。

学术贡献

高亨先生一生在教书和研究的岁月中，时刻与读书、写书相辅相行。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要求自己不但要读得多，而且要读得精，读得仔细认真。在治学上，他注重实事求是，从来一丝不苟。对于历代旧说，博览众家，不拘守一派，自己写出论文或专书，无不有根有据有经有纬，力求有所创见。坚持以文字的形音义及考据作为基础，来阐明发挥古代文化典籍的意蕴，走出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途径。他博通经子，淹贯众家。每作议论文章，必从实质问题探索底蕴，借助文字声韵之学，论列是非，字斟句酌，古朴省净。故能言之有据，令人叹服。

高亨先生毕生致力于“三书”，日孜孜不倦，常兀兀以穷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从研究《说文》入手，逐步研究金石甲骨文字，用了十数年的功力，写成《金石甲骨文字通笺》，稿本装订为十四册，凡几十万字，这是一部有助于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的参考书，不幸在抗战时期丢失，至今未能寻回。

结合教学的需要，他最先致力于先秦诸子的研究，特别是《老子》一书，他对于其中字句的训释，思想的分析，以及老子生平事迹的考索，俱臻精到，为世所珍。以后又转入对《周易》、《诗经》、《尚书》三部古经的研究。由于《诗经》中“雅、颂”部分难点最多，阻力最大，高亨惟恐中国古典文化精华无人继承，故不辞劳苦深入浅出地介绍给青年一代，完成了《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攻罢《诗经》，便攻《周易》，他在《周易》的研究上下功夫最多。《周易》是一部中国最难懂的古代典籍，其中有象数之说，带有神秘色彩，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熟练的文字学功夫，很难会通全书。

高亨勇于负重，知难而进，常说：“我不攻此难关，将留给谁?”故宵衣旰食，一意攻坚，义无反顾。终以十年之功，打破重重困难，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周易古经》及《周易大传》进行考释与论述，写出了解析《周易》专书四种，把《周易》的研究构建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端正了研究方向。此外，他还有《楚辞选》、《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辞典》等一些著作及论文。他在中国古籍文献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高亨先生教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每课前都写成详细的讲稿，堂上声调爽朗，语言稳重，字字句句都能送入学生之耳。讲解清晰，深入浅出，虽文辞古奥哲理深邃的先秦经典诸子之文，一经他的讲解分析，取譬论证，便可使学生精力集中，久不疲倦。他一贯教书育人，以身作则，言行正直，不同流俗。凡受过他的教育的，都能感到在学问人品双方所给予的深厚影响。

周易研究

以经观经、以传观传

20世纪40年代之初，高亨先生就立意坚持了一条重要的注《易》原则：以经观经、以传观传。《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两千年来传世的《周易》一般包括两个部分：《易经》与《易传》。自汉以后一个影响甚广的传统观念认为，《周易》经文与《大传》十篇（即“十翼”，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是“先圣所制、后圣所续”，二者之间存在着有神秘意味的必然联系，因此，很多人研读《周易》，总以经、传为一体，既“依传解经”，复“牵经释传”，从而把《周易》经传的研治引向了一个很大的误区。

高亨先生认为，“《易经》作于周初”而“《易传》成于晚周”，两者的产生前后相去达六七百年。后者对于前者的注解，尽管有很多正确的、有参考意义的内容，却也存在释义错误、附会经文甚至借题发挥之处。他还认为，《易经》文字质朴，记事简单，往往并不完整，而《易传》则分明已经具有了较多的抽象思想和哲学观念，有一定的体系，就此而言，其与经文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有鉴于此，他明确提出了“讲《易经》不必受《易传》的束缚，谈《易传》不必以《易经》为归宿”。《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两部著作全面体现了高亨先生的这一主张。前者着重以阐明古经内容为限，力求就文论文，虽广征博引以考释词义、句义，却有意不牵涉《易传》、不援用《传》文的资料。后者注解《十翼》，则把“经意”与“传解”各立条目，相依并列，意在两者对照，以显示《经》之原意与《传》之理解所存在的异同。

讲《易经》不谈象数，讲《易传》不滥谈象数

《周易》是上古的一部筮书。但高亨先生认为周初并无象数观念，象数之说实起于《易经》形成之后。而《易传》纵论卦象、爻象、爻位的象征意义，则代表了晚周的意识。对于如何正确阐明《易》学中的象数问题，高亨先生采取了科学和慎重态度。表现如下：

其一，对于《易经》卦辞、爻辞的注解，高亨先生尽扫象数之说，而专意于具体阐明经文的初始意义。在他看来，经文筮辞与卦、爻象数之间的联系，今人实已无法究诘，一味致力于这种联系的探究，难免治丝益棼，甚至会走向巫术迷信的歧路。因此，他对于卦爻辞所作的说解，断然抛开象数，全不牵扯象数说，而只是根据“记事之辞”、“取象之辞”、“说事之辞”、“断占之辞”等不同类别，一一释明其本义，至此为止。

其二，对于《易传》的注解，凡《传》文并未言及象数者，同样尽扫象数之说，而只如实说明其本义。高亨先生认为，《易传》多谈象数却并未处处讲象数，如《谦卦》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六诸爻《象传》，以及《噬嗑》初九、九四、上九诸爻《象传》，就都无象数可言。因而对于这一部分《易传》，他同样只是随文释义，绝不附会象数说、更作添枝加叶之举。

其三，对于《易传》中确然存在的各种象数说，高亨先生所持态度是力求“以朴释玄”，实事求是。他在《周易大传今注》中，专门写下《易传象数说释例》一篇，以供一般人识其通例，掌握规律。在所有各条传文的具体注释中，则注意结合卦形、卦名以及爻之性质、位次、奇偶之数等，以阐释《易传》解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根据。同样并不由此引申推演、不作主观凿空之论。

《周易》训诂学示例

例一，《汉语大词典》“衢”字下，列第四义为“庇荫”。举《易经·大畜·上九》爻辞：“何天之衢，亨”，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云：“衢疑当读为休，古字通用……休即庥字，谓受天之庇荫也。此云‘何天之衢’，即‘何天之休’也。”这里，高亨先生识破了一个关键的通假字，揭举“衢”有“庇荫”一义，三千年古经文字遂由此而豁然贯通，也为此字的训释别添一义。

例二，《汉语大词典》“康”字下列“康侯”词条，举《易经·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云：“康侯，周武王之弟，名封，故称康侯或康叔。”按“康侯”旧解为“康民安国之侯”，属望文生义；高亨先生以其为武王之弟，鲜见于其它古籍记载，而于史有征、兼符文意，同样足以订正旧说而自有发明之功。

例三，《汉语大词典》“守”字下，列第十二项词义为“操守，节操”。举《易传·系辞下》：“失其守者其辞屈”，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云：失其操守之人，附声附和，不敢坚持己见，故其辞屈服”。旧注训“失其守者”为“失其所守之志”，殊亦费解。高亨先生训“守”字为“操守”之意，订正了旧注，理顺了文意，能够与《系辞》本章主旨相合。这是在《易传》文字训诂中又一个有突破于前人的例证。

古《易》筮法研究

《周易》是一部上古的筮书，记录和反映古人的占筮活动，后世习《易》、言《易》往往涉及筮法。筮法是迷信活动的产物，但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在流传中又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古代筮法给予必要的考索和总结，当属传统文化之科学研究的应有之义。然而往古邈远，载籍不足，长期以来，人们尽管对于中国现存最早一批重要文献资料（如《左传》、《国语》）所记诸多筮事，以及《系辞》所载之筮法，陆续有过不少考订与诠释，却由于种种原因而一直存在“其虑有所未及，其察有所未照”之处。后一方面的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对晚周筮法的了解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明于成卦而昧于变卦，得之成卦而失之变卦。”这一点已经形成为《易》学研究中长期难以解开的一个死结。高亨先生在自己一系列的《易》学著作中，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周易》“成卦之法”的详尽步骤，而且，更结合《系辞》并《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就其“变卦之法”作出了充分而合理的说明，第一次突破了自汉以来《易》学研究上的一个难点。

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经通说·周易筮法新考》一文中，具体回答了《易经》占筮中“何以有变卦”与“怎样识别所变之卦”这些长久滋人困惑的问题，并在推演、计算的基础上总结出“求（所变之卦）宜变之爻”的具体方法，甚至列表以明其事。由于他把《系辞》与《左传》、《国语》中的文献资料熔合裁度、反复推究，一举揭去两千余年“变卦之法”的玄虚外衣，显露出上古巫术的本真面目，从而为古筮法之更加科学的研究开辟了重要的门径。

另一篇《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是对于《左》《国》中有关《周易》记载（二十二条）的逐篇疏解，揭示其象数和义理，也兼及筮法的说明。此文发表于1962年，而其雏形与基本结论实已见于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周易筮法新考》中的《东周筮法之实征》一篇。按与《易传》（十翼）有所不同，《左》《国》中的记事，不仅讲本卦的卦象、卦名、卦辞与爻象、爻数，而且讲之卦卦象、之卦卦名、之卦卦辞，以及本卦变爻爻辞、之卦变爻爻辞。因此，不能通晓古代筮法，则难以识别其中变卦之何以有变，也就不可能通晓古籍载事的原原本本。其中，如《左传·襄公九年》：“遇《艮》之八，是谓《艮》之《随》”，以及《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等等，究竟含义为何，始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于此作出精辟的阐释：前者因其“五爻均非宜变之爻”，“可变之爻多于不变之爻”，所以主要以“之卦”卦辞占之；后者则因“三爻均非宜变之爻”，“可变之爻与不变之爻相等”，是“贞悔相争之卦”，故而以两卦辞占之。巫术迷信力图制造神秘，而科学的考索则能够对古筮法做出合理和明晰的说明。这是高亨先生以科学态度研究古代筮法并获得空前成绩的又一实例。 [4]

与伟人交往轶事

1963年10月至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高亨教授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即将闭幕时，与包括范文澜、冯友兰等在内的9位先生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介绍到高亨先生时，毛泽东一面亲切地与他握手，一面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够做出多少成绩。毛泽东似乎情绪很好，继续说，他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并对高先生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此一殊荣，出乎高先生的意料，他为此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返回济南后，遂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连同一信，寄请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转呈毛泽东主席。

1963年12月，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毛泽东诗词》。其中，除收有早已流传很广的27首诗词之外，还有初次发表的新作10首。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高亨先生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并附词《水调歌头》一首，以抒所感：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障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随后，高先生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呈毛主席，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信。信是用毛笔直行写在几张宣纸上的，遒劲奔放，落款处是足有3个核桃般大小的签名。全文如下：

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毛泽东1964年3月18日。

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山东大学”校名便出自于这封信的信封上。值得一提的是，高亨先生的这首《水调歌头》在《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发表后，很快不胫而走，在读者中广为传诵，由于气势恢宏，一度被误传为是毛泽东所自作；同时，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不少抄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文字讹误。为订正误解，澄清事实，1966年初，中央的一位负责人写信给高先生，提出希望此词能在报刊上重发一次，高先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时过不久，这首《水调歌头》又在《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的第6版上与读者见面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先生同许多教授一样，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和参加体力劳动。1967年8月，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干预下，高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先住在中华书局，后又由文化部安排一个住处，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

著作

简介

《高亨著作集林》共分十卷，收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周易杂论》、《老子正诂》、《老子注译》、《诸子新笺》（含《墨子新笺》、《庄子新笺》、《荀子新笺》、《韩非子新笺》、《吕氏春秋新笺》、《商君书新笺》六种）、《庄子今笺》、《商君书注译》、《墨经校诠》、《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楚辞选》与《上古神话》（与董治安先生合写）、《文字形义学概论》、《文史述林》、《文史述林辑补》等专书或自选论文集。高亨先生的学术著作素以博湛精深著称，《集林》除把亡佚的《甲骨金石文字通笺》和《古字通假会典》作为存目处理，囊括了高先生其他所有的著作。

作品评价

高亨先生把大量精力用于古籍整理和国学研究，留下了总计约五百万字的学术著作，涉及《周易》、《诗经》、《楚辞》、先秦诸子、文字学、上古神话等诸多领域，享誉学术界。高亨先生的学术生涯长达六十个春秋，他的著作的写作与出版，跨涉漫长的岁月，有的因出版较早而流通未广，如今已不易求索，《高亨著作集林》的出版，解决了其著作搜寻难的问题，对全面地了解、评价其学术成就，学习其治学精神及研究方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集林》共计汇收专书十五种，又辑散见论文为一种，共十六种，分为十卷。在编排上，内容相似、相近的专书，置于同卷。新辑论文十七篇的编排顺序，则完全按照发表时间先后为准。所收十六种论著，每种均设“本册说明”一篇，或点明原作主旨，或简介成书过程，或说明版本的演化，或交代整理的情况，为读者了解本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编末“附录”部分，收列《高亨先生传略》与《高亨先生生平年表》两种，向读者提供关于高亨先生及其学术成就的必要的参考资料，颇有助于读者了解其为人治学，加深对其著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