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代研究《周易》的方法

二、义理派

“象数之学”曾长期统治《周易》的研究领域，终于走到了山重水复的地步。直到魏晋人王弼注《周易》时，才一扫汉人象数之学，提出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新观点。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又说：“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

王弼认为：象（卦象）、意（卦的主题思想）。言（卦的文字）三者的关系是：象是产生意的，言是说明意的。要尽情地表达意莫过于象，要清楚地说明象莫过于言。言只是一种说明象的工具，而象则是表达意的一种方式。既然已经得象，原来用以说明象的言就可以“忘记”了；既然已经得意，原来用以表达意的手段也同样可以“忘记”了。最终需要的只是意，只要对意的内涵精神实质充分发挥，就能真正地读懂《周易》，“忘象以求其意，义期见矣！”（《周易略例•明象》）

义理派的特点是：在注释经文时，首先根据一个卦的卦画，确定它的象是什么，卦象认定以后，再根据卦的“象”确定一个卦的“意”也称“义理”（即中心思想）是什么？认定了一个卦的“意”之后，就完全撇开象和卦爻辞的实际意义，而从所谓“义理”上去发挥。例如咸卦—是艮下兑上，《说卦传》：“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咸卦之象是在下的少男追求在上的少女，因此咸卦的“意”是讲夫妇之道的。《荀子•大略》中说：“《周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于是义理学派就按咸卦是讲夫妇之道的这个主题去发挥卦爻辞的微言大义。

义理派虽然排除了“象数之学”的烦琐方法，但他们的“义理”主观臆断性较大，往往渗透着研究者本人的思想，如王弼把自己的玄学思想注入《周易》，程颐把自己的理学思想注入《周易》等等。并且他们不仅“得意忘象”，也“得象忘言”。并不注重对《周易》本文的阐释，离开经文而凿空立论。对于经文中难解的字、词、句，他们或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或顾左右而言他，对人们了解经文本意并无帮助。“文且未亨，理将安托”（鲁迅语），连文字都没有弄通，又怎么能很好地理解它的意义呢？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研究《周易》的方法都是象数与义理交相为用，很多研究的成果都未必符合《周易》经文的本义。能另立新说，还《周易》本来面目的未见一人，也没有一本能逐字逐句解释经文可供人们参考的注本。

三、训诂派

象数和义理曾长期统治着《周易》的研究领域，西方学术传人之后，闻一多、郭沫若、顾颉刚、高亨、李镜他等人才弃而不用，而运用考古学、文字学的方法对《周易》的文字进行清理、注释。他们肯定《周易》是占卜之书，认为卦画是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些卦画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卦爻辞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和抽签的号码差不多。”（李镜他《周易通义》）如同“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他们还把《经》与《传》分开，彻底摆脱了旧观念的束缚，又能在考古、训诂方面下工夫，给《周易》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毋庸讳言，训诂派的研究工作，也有其缺点和局限性。

第一，到目前为止，考古领域对有关《周易》的文物，发现的不多，它们对研究《周易》能提供的有力证据非常有限。第二，在文字学方面，由于破字太多、太广泛，某字借为某字，某字再借为某字；某字通某字，某字又再通某字，这样地通假下去，也难免穿凿的地方。第三，这种研究方法完全置卦画的意义于不顾，不承认《周易》每卦都有“立象以尽意”的中心思想，只对卦爻辞作孤立的诠释，就使每一个卦的中心思想和完整论述受到割裂，变得支离破碎，也不利于人们对《周易》原意的理解。

四、科学派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所谓“科学易”的热潮。不少研究者用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周易》。也有人从《周易》的微言大义中去寻找现代科学的理论根据或思想方法。这两种方法合起来被称为“科学易”。人们通常是把“科学易”理解为后者。

例如1983年，吴学谋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力学会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泛系方法论与泛系突变分析》一文，指出“泛系分析”思想是吸收了《周易》变化的观点。1985年在成都成立了《周易》在地质学方面应用的研究小组。1987年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赵庄愚认为《周易》的阴阳即是物理之正负的能元，赵定理则从天文学的角度提出《周易》学时空观。潘雨庭在《科学易》中将生物体六十四种遗传密码与六十四卦联系起来，从而得出：“现代分子生物学之DNA与RNA，其分子结构之变化与化学键之‘象数’，不期与此相似。”1989年在河南安阳举行的“《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研讨会”更认为：“近现代一些重大的自然科学的进展，都与《周易》有密切的关系。如新型电脑的软硬件改进，生物遗传密码研究的进展，特别是现代混沌理论的产生，耗散结构的问世，都受到《周易》思想的启示。”特别是1937年薛学潜发表的《易与物质波量子力等》的著作，1940年刘子华博士在巴黎出版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的博士论文，堪称“科学易”的鼎力之作。

但是，这些研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弊端是不注意区分《周易》中所固确的思想与后人在学习《周易》中受《周易》的启发而发挥的那些思想和方法。例如，许多学者热衷于宣扬《周易》中的二进制数学思想，实际上，作为一种符号，《周易》中的卦有很有趣的数学结构，也的确可以与二进制数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是二进制的创始人，他也惊奇地发现了这一现象。但是二进制数与《周易》本身并无实质上的联系。偏重于实际运用的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史证明，我国古代数学从来就使用十进制。

一般地说，近年来所谓“科学易”大抵是某些科学工作者把某些科学知识，放弃该学科通用的术语，而用《周易》中的一些词句来包装它们，由手这些人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在用《周易》中的语言取代专业术语之后，还能把它们疏通转换，做到使他们关于“科学易”的“理论”能自圆其说。但表面上言之成理，实际上两不相关。这种现象，在我国古代已经不乏其例。

以数学为例，宋代数学家秦九韶（1202—1261年）发明了一次同余式组的解法，这是数学史上一项相当重要的成果，国外称它为“中国剩余定理”，但秦九韶本人却认为它是《周易》的产物，因而称它为“大衍求一术”，认为这一成果早蕴含于《周易》揲著成卦的方法中。他在《数书九章》的序言中写道“昆仑磅礴，道本虚一，圣有大衍，微寓于《周易》，奇余取策，群数皆捐，衍而究之，探隐知原。”秦九韶还绞尽脑汁，硬把前人对《周易》揲著成卦的理解进行改造，使之纳入他的“大衍求一术”之中。所以后人对秦九韶的做法不无微辞，不仅数学史家批评他“极尽穿凿附会的能事”，“使我国古代教学在整数论方面的成就无端沾染着一层数字神秘主义的色彩”。甚至连易学家也反对他的作法，批评他“竟欲以此易古法则过矣”，“欲以新术改《同易》揲著之法，殊乖古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唐代擅长天文数学的僧一行（673—727年）编制了一部比较精确的历法《大衍历》，其中许多精密资料的得出，肯定要使用一些先进的数学知识，如他使用的“不等距二次插值法”，就是对数学的一大新贡献。但是他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他的新方法的数学本质，却使用一些《周易》的术语，如“五行”“揲四”“三极”“两仪”“象”“爻”“生数”等术语，硬凑出一套神秘的计算公式来，使之能“沿易以为说”。僧一行使自己先进的数学思想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既未能推广，也未能流传。而伪装的符合易学术语的思维公式，却长期迷惑、困扰后世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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