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世纪70年代，是简帛发现的重要时期，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马王堆汉墓竹简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和阜阳双古堆汉简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掘出土的，简帛研究也由此进人了繁荣时期。随着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和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的相继发现或出土，简帛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

其中，郭店楚简的出版至为关键，使得简帛学上升为一门国际显学，并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回顾四十年来简帛文献的发现、整理和研究，马王堆帛书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出土资料之一，而帛书《周易》经传又是其中的亮点。

从汉代以来，出土《周易》类或三《易》类资料约有八次。前三次，发生在西汉宣帝、西晋太康和民国三个时期。第一次，据王充《论衡·正说》篇，是“河内女子发老屋而得逸《易》一篇”。至于此篇逸《易》口什么，王充本人也不清楚，但是《隋书·经籍志》具体指明为今本《易传》之《说卦》《序卦》《杂卦》三篇。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戴震、郭沫若、李镜池等人的肯定和继承①。但《隋志》的说法难以成立，那篇逸《易》还是应当推定为《杂卦》。第二次，在魏襄王墓发现了所谓“汲冢竹书”。据《晋书·束皙传》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这批竹书包含了与今本《易经》相同的本子以及《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和《公孙段》(二篇)。

其中，《易繇阴阳卦》“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即《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说《阴阳说》，《晋书·束皙传》谓其“似《说卦》而异”;而《公孙段》大概与帛书《缪和》《昭力》的性质相似。此外，汲冢竹书还有“《师春》一篇”，“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对于证明《左传》的早出颇有效力。第三次，在东汉太学遗址发现了熹平石经《周易》残石。熹平石经对于认识《周易》古本和校正今本的文字略有帮助。

后五次发生在近四十多年的时间里。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周易》和六篇《易传》类著作;1977年夏，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了汉简《周易》;1993年3月，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竹简《归藏》;1995年5月，上海博物馆收藏了楚竹书《周易》;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了楚简《筮法》和《别卦》。此外，记在甲骨文、金文中和战国楚简(包山、天星观、葛陵)上的六位数字组也很重要，是当初提出和讨论“数字卦”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基本材料。

从重心来看，四十年来的出土易学研究主要表现在数字卦与《周易》卦爻画之来源问题、出土早期《周易》文本、帛书《易传》和楚简《筮法》《别卦》上“数字卦”概念及其问题是由张正粮先生在1978年12月正式提出来的，它是一次重大的学术突破。张先生不仅将这些书写在甲骨文、金文和竹简材料上的六位数字组定性为“易卦”“筮卦”或“数字卦”，而且还由此深入地思考了《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问题。现在看来，“数字卦”概念的使用仍然是恰当的，但需要作出区分和限定:“数字卦”不讨是“易卦”的一种，它是以“签数”的形式表现(书它)出来的“筮卦”“数字卦”概念虽然古本无之，但是在当代学术中上仍有甘单独命名的意义。由于清华简《筮法》的出土，《周易》卦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问题终于可以得到解决。近二三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帛书、汉简和楚竹书《周易》的阴阳爻画都分别作“八”“-”两个数字的形状，但是它们为何作此形状，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而根据《筮法》则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在《筮法》简所有卦例中，其与阳爻相应的数字“-”一律表示数字“七”，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周易》的阴阳爻画乃是由“八”“七”这两个数字变化而来的。而进一步，我们看到七、八、九、六在《周易》文本中都直接得到了安排:“七”“八”为爻画，而“九”“六”为爻题。而对四象数目作出这样的安排，与大衍筮法(五十数的揲蓍法)是完全吻合的。总之，楚简《筮法》对于彻底解决《周易》卦爻画的数字来源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于帛书《周易》经传，在笔者看来，学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帛书《周易》经传的整理和释文。帛书六十四卦的释文公布较早，且质量很好，自1984年首次公布以来改动不大。不过，这个本子不分上下篇，六十四卦的构成原理及卦序与令本调异。学者普遍认为皇本六十四卦的构成和卦序，其原理见于帛书《衷》篇“天地定立(位)’ -段文字(即今本《说卦》第三意)。最近，我们又看到了清华简《别卦》篇，竹简所展示的六十四卦构成及卦序图，其原理与帛本正同。另外，帛书《易传》的释文从20世纪90年代首次发表以来即多次得到订正和改进，最近的一个版本载于《长沙马王堆汉莫简帛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其二，帛书《周易》经传的校释。张政烺、李学勤、韩仲民。张立文、刘大钧、廖名春、邓球柏、赵建伟、连邵名、刘彬、严灵峰、黄佩荣和池田知久等先生在这一方面均有论著出版，鄙人亦曾撰有《汉帛书与楚竹书(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目前，尽管在校注上学界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今后还需要作总结和提高。其三，帛书《易传》的文本和思相研究。除校释外，对帛书《易传》的文木研究还包括帛书《二三子》的文本构成、今本《系辞》与帛本《系辞》《夷》《要》的文本关系、帛书《衷》是否由两篇合成，帛书《缪和》《昭力》二篇的分合及此二篇之“先生”是否为“孔子”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以及帛书《易传》是否受到了道家的影响和《易传》的儒道性质等问题。

与此同时，学界不但分别研究了帛书《易传》六篇的思想，而且从总体上研究了其哲学、政治及易学所特有的思想。其中，解释观念、阴阳说、乾坤说、卦气说和易例(解易方式)等得到了重点关注。另外，从宏观上来看，比较今、帛本《易传》的文本和思想，这非常有利于梳理今本《易传》的来源，还原此一时期《易传》的多样性，阐明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以上所述，乃出土易学资料及其重要学术问题的概况。这些资料和问题构成了刘震写作《帛书(易传)卦爻辞研究》及相关论文的背景。目前，研究帛书《周易》经传的论著很多，而刘震副教授所著《周易导读——帛书(易传)》一书，即为其中优秀者之一。本书是作者在同名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再作修改和提高，并编人其他相关论文的成果，凝聚着作者多年的心血和心得。该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即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第二部分是作者近十年来已发表之易学研究论文的集结，最后一部分为附录。刘震博士的学位论文，我很早就拜读过了，当时只粗知其善，但是知之不深，知之也不够真切。近年，由于在帛书《周易》经传的研究上稍有论著，鄙人可以略谈一下自己对于这部书稿的读后感了。

就第一部分，我有如下四点浅陋的看法。

第一，该书第一部分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眼光独到，令人耳目一新。该书既不是单独研究帛书《周易》的经文，也不是单独研究帛书《易传》六篇之某个篇目的文本和思想，而是从帛书《易传》中钩稽和归纳出易卦的卦爻辞，然后再作文本比较和思想分析。这种进路不但必要，而且非常新颖，是完全值得赞赏的。而为了更好地展开对帛书《易传》的引经和释经研究，作者又将第一部分分解为《究天人阴阳之变的〈二三子》与《衷)》和《明学聚问辩之道的《缪和》与(昭力)》两节。不过，作者并没有考察帛书《系辞》《要》二篇的引经和释经情况，而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帛书《系辞》引经、释经之例不在少数，总计有十七条之多，但是为何作者在书中没有考察和分析它们呢?依鄙见，其中存在两个彼此相关联的原因:其一·帛书《系辞》已见干今本《易传》。日在文本上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其二，作者考察帛书《易传》引经、释经的目的，乃是为了比较其与今本的不同。至于为何作者没有具体考察帛书《要》篇的引经和释经，刘震博士认为此篇帛书大体上“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解《易》文字”，中间虽然涉及《否》《鼎》等卦，但“与今本《系辞传》的部分内容相一-致”。于是他便将考察和论述的重点放在《二二子》《束》《缪和》和《昭力》这四篇帛书上了。笔者很赞成刘震的这一选择和处理。当然周易涣卦详解，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尽可能地呈现帛书《易传》文本的本来面貌，作者大体上是以帛书原本的顺序来展开论述的。

第二，该书第一部分在资料的利用和裁剪上颇为恰当，且在本质上是一种比较研究。笔者看到，作者先抄录并对照今本《周易》卦爻辞和帛本《易传》的引经文本，然后一边引述今本《易传》、王弼《注》和帛书《易传》的解释文本，一边作出细致的分析和比较。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什么要选择王弼《注》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呢?刘震对此认为，即王弼《注》是汉魏时期流传下来的最完整的本子，且从学派上来讲属于汉代的古文易学，与帛书《易传》能够形成很好的比较。因此，他说:“将帛书、今本与王弼三者作一个综合性的比较，并期望借由这样的方式，对汉代《易》学与帛书《易传》上的诸多疑问，能有一个基本的回答。”这就是该书在资料运用和论证上的目的。

第三，该书仔细辨析了今、帛本《易传》对经文(卦爻辞)的解释，大都比较平实和公允。关于《乾卦》九二的含义，《文言传》说为“君德”，帛书《二三子》说为“君子之德”，刘震认同帛书的解释，并说:“《文言传》中的'君德’是对'君子之德’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或者是由于抄写者的笔误与错解，或者是随着诠释对象的变化而作出的改变。”关于《晋卦》的旨意，《象传》《序卦传》说为“进阶”，后世进而说解为“臣子之晋升”，刘震指出，帛书《二三子》的解释主旨则在于“圣王安世”周易涣卦详解，这是很不同的。至于《缪和》对《涣卦》九二的解释，刘震认为。帛书其实将“时”“福”“贲”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体现出孔子对于人生的一种深刻思考，但不是宿命论的。此外，作者还认可《缪和》的“先生”身份为“孔子”的观占。以上这此看法或解释，我都是赞成的。该书的精彩之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四，该书有很好的问题意识，有些观点甚至发前人之所未发。其中，刘震博士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观点，即他认为，帛书《易传》早于今本而成书。他说:“帛书《易传》极有可能成书于秦代之前，也就是诸侯统治期间，而今本《易传》的成书则要在秦代之后，甚至是在汉初。其依据主要有二:一者，帛书《易传》对于《周易》卦爻辞的解释是比较原始的，保留了先秦时对爻辞的原始解释，其文字较为古朴，内容也比较单一，而今本《易传》则有明显的增删、修订和润饰的痕迹;二者，帛书《易传》很少受到宗法制度或宗法礼仪的影响，喜欢以史释《易》，而令本则有浓重的宗法思想，连阴阳观念也带上了宗法的意义，作者甚至推测《文言传》等今本《易传》篇目“受到汉代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很有可能其在汉代时有一次官方的修订，而这种修订不仅是文字上的，更为重要的是内容与思想上的修改”。我认为，刘震的这一观点颇具创新性，富有启发意义。他的论证深人而具体，反复推阐，的确发人之所未发，值得重视。因为今、帛本《易传》的写作时代是一个重大的基础性问题。

以上，是鄙人对该书第一部分的一些粗浅看法，未必全面，未必得当，但愿能替读者诸君指点一二。至于书稿的第二部分，则汇集了刘震副教授近十年来研究早期易学，特别是出土易学的六篇论文，它们是《孔子与(易传》的文本形成之管见》《谈〈周易》中的“福”》《清华简〈筮法)中的“象”“数”与西汉易学传承》《清华简(筮法〉与〈左传〉(国语)笨例比较研究》《(易传》圣人形象初探》和《帛书(易传》的价值和意义》。其中，孔子与《易传》的关系问题既是老问题，也是学术界一直很纠结的问题;而楚简《筮法》乃最新资料，研究难度很大。在这些文章中，刘震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或有启示意义的观点。他认为，西汉易学今文学派有今义和古义之分，帛书《周易》经文属于古义一系，而帛书《易传》属于今义一系;在先秦时代，孔子弟子及后学并没有将《周易》视为儒学的主要经典而加以详究，这一点在孟子和荀子那里可见一斑。关于《筮法》“象”“数”与西汉易学的传承关系问题，刘震说:“清华简《筮法》中的筮法与龟卜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其后则成为了孟喜、京房所传之纳甲筮法。”关于筮数“八”，他说:“在占筮体系取象拟天的过程中，“八’所代表的'阴”与方位之中的东方、季节之中的春季，乃至八卦之中震卦逐渐关联在一起，它的父象表述逐渐被卦象表述所取代。所以才会出现《左传》《国语》筮例之中“八’字难以理解的情况。”关于帛书《易传》的价值和意义。他说:“就学术上而言，帛书易学在时代上弥补了汉代易学的断层，特别是由战国时期到西汉这一时期的易学史周易涣卦详解，使得我们有机会了解易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转化"我非常精成刘需的这一判断。帛书《易传》的学术价值确实在于此处。

刘震副教授勤于思考，善于提出问题，他的许多论点具有创新价值。值得鄙人参考和借鉴。他的导师蒙培元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中家，在儒学，特别是在宋明理学研究上贡献巨大。而刘震善于分析问题和提出新见，这大概是受到了蒙先生的影响吧。同时，刘震专心从事易学研究并多有创见，则与其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家学有着直接关系。他的父亲是当代易学大家刘大钧先生，刘先生不仅学术成就卓著，而且易学事业发达。而刘震最终选定研究帛书易学，笔者揣测，这不但因为帛书《周易》经传研究乃是近三十年来最为重要的易学课题之一，而且也是深人研究易学的不口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吧。近年，笔者屡闻刘震副教授善于讲学，在中国政法大学弘扬大易和讲授国学，声名远播，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为之击节赞赏不已。

《周易》为五经之首，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而在当代，弘扬大易精神、传播《周易》文化的责任十分重大。我衷心希望刘震未来更上一层楼，在《周易》文化的弘扬和《周易》学术的研究上取得辉煌的成绩!

是为序。

丁四新 乙未年仲冬初十

《周易导读——帛书易传》|刘震教授著 |丁四新先生序|转自“周易参考”公众号。